反复发作的短缺问题

    —九六八年小年前,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再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周期性短缺，糖、油、醋、猪肉、棉花、冬鞋、冬成衣、棉花、花布、缝初机、收音机、肥皂、副食品等二十七种货物供应出现短缺,这一切仿佛是在印证方叶数日前向几位领袖所讲的问题一般,又毫无意料的发生了。

    总理皱着眉头听取着财经委统计上来的情况,事情其实早在十一月就已经露出了苗头，当时国家采取了配额调整老办法,减少小城市的供应量,集中确实大中型城市的供应,这一招是有效的，很快市面短缺的问题就平息了下来。

    至于年节的物资保障,年前国家就如往年一样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春节前后的物资供应保障工作,各地也都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着手进行物质的扩产、储备和调集，一切工作开展得井然有序,但等到腊月来临之时,特别是进入采年货的时期，物资保障就出问题了。

    “以北京为例:主要是缺猪肉、醋、糖、副食品、鞋子、花布、毛线等;而机械工业品方面，主要缺缝初机、收音机、热水瓶、手表等,全国大中小城市今年市面上的需求明显高于往年同期。”陈副总理说道。

    “计划委员会关于春节期间的生产计划工作是如何安排的?”总理看向李富椿副总理问道。

    “我们按照1965至1967三年春节期间物资生产情况，并结合过往市场需求进行了今年的规划，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一些生产还是没有跟上,部分物资生产跟上来了，但是分配和调配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李副总理回道。

    “是不是还有一些往年销售好,但是今年货品充足的情况发生?”总理又问。

    李副总理点了点头:“确实有这种情况出现。”

    总理轻呼了一口气,又说道:“今年的对策打算怎么安排，是否还是如往年一样，减少小城市和部分中型城市的供应,优先保障大城市供应?”李副总理点了点头:“现在时间还来得急,计委和财经委商量出的方案是,减少部分中小城市的供应,优先保证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及东北工业基地的沈阳、哈尔滨等重点城市的供应。”

    总理略有不满的说道:“建国19年以来,要么是大规模物资短缺,要么是周期性短缺，特别是这个周期性或季节性的物资短缺情况,全国各地几乎年年都在发生，一到夏冬就缺货，而春秋则又货品积压,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计委是否有分析出原因?”李副总理略作思索,便答道:“主要还是计划不够严谨，导致资源配置不够合理造成的…。”

    这种说法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就李副总理来说,他心里大概也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特别是1965年，方叶的那次‘培训会’，可以说将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优缺点已经讲得十分明白,别的人是何看法,李副总理不知道,但他在计委多年,心底其实是十分赞同的。

    不过,这种事没办法说出来,总不能说制度有问题,这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这么多年来,同样的问题反复发生，不是这里配置错误，就是那里的计划与实际需求不一致。

    以1965年前国内计划来举例:过去计划是怎么做的呢?先确定钢铁生产计划，而后再来进行计算,比如需要计划多少煤、电和运力等,而后再根据这些计算结果，再来确定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和生活福利。

    这种苏联式的数值计划，完全不考虑生产计划变量与市与场变量，比如若钢的产量一变，那么下面所有的产量都得变，工人的数量也会跟着变,某年上半年加减工人，下半年可能就要反之，将计划变成了单纯的数学题。

    当时主席听取完汇报后,就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实际、行不通的,要求做出改变,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计划的制订,要先看粮食、棉花和其它经济作物能生产多少，再来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和钢铁,再来确定需要搞多少工业,并考虑打仗的问题。

    主席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至少这种做法在总的资源规划上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实事求是的说,这个观点依旧不全面，它仍旧没有考虑到市场增量带来的物质生产增量及市场多样化需求的问题,而也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计划资源分配不均，配置仍旧不合理。

    就以缝初机为例,时至1965年全国相关生产厂家二十二家,缝纫机年产量120余万台，但这个数量不是一直上涨的而在动态变化,如去年卖得少,今年就减产,卖得多今年就增产，且计划一旦定下，除非有上级指示否则不能随意增减，也就是说卖不掉也得完成指标。

    1965年，国家又将自行车和缝初机这类产品的销售凭证给取消了，随即连续两年销售都在增长,不过1967年增长显然要比前一年更多，由于新的农村集体制度实行，农民收入大幅增长，自行车缝初机都成了时髦产品,不过1967年国家的计划产量却未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造成了短缺。

    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缝初机这一产品上,而是市场需求的各类产品实际上都在短缺,而那些新市场的新需求更是没有人关注到，如今时至年节期间，忙碌了一年的全国人民迎来了集中大采购,这些问题也就集中爆发了。

    听取完李副总理的分析汇报,总理一时间也不知道说啥好,他的脑海里只回荡着方叶讲的那句话，‘如果计划经济制度在撒哈拉大沙漠实行，那么沙子也会紧缺。’糖紧缺还说得过去,毕竟中国现在的糖产量还跟不上国民消耗的需求,但是缝幻机、收音机、毛线、鞋子这些物品国内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可却依然短缺;特别是棉花，目前的生产量不说充足供应全国，但若合理调配的话，基本上也不至于出现短缺的情况。

    —切说到底,就是这个制度,无法满足动态市场的需求，而价格机制的缺失又使得销售出现问题,一些产品今年看着增长,明年计划一提产,最后却又发现卖不动了。

    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缺少对市场的分析，某些较高价值的产品购买人群是有限的,某一时期或阶段的销量增长，并不能代表它实际的市场需求总量会持续保持增长或高位增长，而竞争机制的缺失又使得市场开拓不足，一些货品北方好卖到南方就不一定卖得了多少。

    总理没有再言其它,而是直入主题,说道:“今天请二位来,是因为中央有一个设想,中央认为过去这么多年来，总是反复出现资源配置不合理和物资短缺的情况，除了确实因为资源不足导致的问题外，最大的问题还是计划经济这—制度，已经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适应问题。”

    此言一出，陈副总理显得淡然,他早就从方叶那里了解了所有情况,倒是李副总理心里咯噔一下，问道:“国家是打算对计划经济制度进行调整了吗?”总理回道:“是有这个设想,计划经济制度究其本质，它更多还是一种偏向战时经济的阶段性经济体制。从1964至1969年,我们就将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的基础工业也将基本完成建设,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一经济制度已经开始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制约。”

    总理所讲的是实际情况,二五计划结束后,我国就已经有了工业基础，不过当时工业的缺项以及工业发展规模仍旧需要大力提升，而国际政治局势，使得我国的外部资源获取有限，也不允许中国立即就解除计划经济体制,所以这一体制便只能一直实行。

    计划期间,中法建交，我国对欧洲的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二五计划时期的一些问题,也需要计划来解决，比如着重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现下吃的问题基本解决，穿的问题也将很快解决，而用的问题则是个老大难。

    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全国供销批发公司和全国两千多万个体户，实际上已经打通了全国的销售网络，现在急需要调整的是当前这种固化的计划思维,进一步推动工业生产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将会陷入瓶颈期，这是可以预料的。

    市场有着广阔的需求,但是现有制度下，市场实际需求与实际计划之间存在矛盾，导致资源错配,反应迟顿，机制缺失等，所出现的问题其实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区别。

    比如老百姓需要更多的鞋子,结果制造了更多的螺丝;需要大量的夏季凉鞋,结果制造了更多其它季节的鞋子;比如审美变化,新样式的鞋子非常好卖,结果市场短缺,旧式的鞋子却一大堆,无人问津。

    而且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也不满足，资源都是那些资源，但花布永远是那么几种，毛线永远是那么几样，不说千篇一律，但也几无区别,这使得全国各地人民的着装有着趋一性,差异化销售和竞争是不存在的,北方的热水瓶是这个样，到了南方最多花色可能略有区别，其它则完全一致。

    另外就是物流运输的问题,全国除邮政外，并没有统一的物流管控机制和网络，每个地区各自为政,县一级运输公司就是最小的单位,县以下基本没有,全靠地方自行解决,而且运输车辆不足，严重影响了物流运输的效率，使得运输成本居高不下。

    全国现下最大的运输,其实依赖的并不是长江或者黄河，而是公路，长江航运由于水深不足的关系，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彻底解决，所以现下长江整体上还无法做到全面发挥水运的作用。

    总理向两位副总理讲述了中央的相关设想,计划于年内选择一些民用行业的部分工厂，解除其计划限制让其自由确定生产计划,而具体的方案则由计划委员会和新发委共同研究。

    李副总理说道:“如果解决一些工厂的计划限制，那么它的资源配额问题如何解决?总不能他们想要多少，国家就给多少吧?如果将来每个工厂都这样搞,就会挤占其它工厂的配额了。”

    总理回道:“现阶段可以适当增加一些配额嘛,但其生产指标就不要去干涉了，由这些工厂根据销售情况自行决定。”

    此事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毕竟全国现下都是指标式的,每个工厂向上上报下一度的生产指标,而后由国家核算后给予资源配额，比如某工厂每年的钢铁配额是一千吨,而实际生产超额了怎么办?这就要看国家有没有余额了，若有多就可以再给，没有就只能等明年了。

    但各地和各地工厂都会发展,每个阶段对于资源的需求量和需求种类也都是不同的,比如工厂规模扩大了其配额就需要重新审批,而为了尽快跑通流程,争取到更多的配额就需要跑关系，于是就有了地方向省里派办事员,省里到京里设办事处的情形出现。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立即取消,而是仍旧采用,其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取通道还没有完全打通,同时新旧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也需要一个时间来过渡，那时有工厂倒闭,但也有工厂需要更多的配额,这也是八十年代跑关系成风的由来。

    总理将情况向刘主席和主席进行了汇报,好在情况不是很严重,既然两部委都已经商量出了解决办法，那就只能按此先实行了。总之，现有条件下，只好先苦一苦小城市。

    菊香书屋里,主席对总理说道:“一个制度要变化，一些理论工作也要展开,不能突然就搞出一个东西，到时上下官员都理解不了。”

    “主席的意思是让新发委或是发展性经济研究小组出面写文章?”主席摇了摇头:“新发委就算了，这样容易让计委与其产生争执，还是让发展性经济小组成员去写吧,就让方叶同志写一篇内参,讲讲计划经济在我国实行这些年来的相关情况，言辞不要太激烈。”

    “这篇内参传到哪一级?”总理问。“先传到省一级。”主席答道。

    方叶并不在京城，他回同安过年去了，所以一直到年后，他才接到了总理的通知,但这篇文章可不那么容易写，内参文既需要有理论、数据支撑,又要能客观的反应出现实，所以方叶需要大量的资料。

    计划委员会和财经委员将方叶需要的历年资料都提供了过来,但即便如此，他仍旧翻了十几天才动笔。

    这篇文章既是对1953年计划经济在我国实行以来的发展总结，也是对这一经济体制存在问题的一次总结和剖析，再横向对比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各自的发展情况和优缺点，但写着写着方叶就发现一篇根本不够，于是改成了上下两篇。

    文章上篇以叙述开篇讲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实行这一经济制度的原因;而后又以图表的方式总结了自计划经济实行以来,新中国在工农业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无可否认其成果是辉煌的。

    但方叶在文章中也不回避出现的问题,他对计划决策及实施过程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全部都列了出来,而后分析这些问题出现背后的原因，同样的问题苏联出现了，中国也跟着出现，几乎如出一辄。

    同样的问题重复出现,必然有其原因,方叶就此展开了分析，他认为这种基于纯粹数学统计和分析式的计划，只能表达过去而不能全面的展现未来，尤其是对未来经济发展预测其计划应对上,往往都是不全面的,而这就造成了三番五次计划与实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他同时认为计划经济偏重于特殊时期的需求,而不是一种正常经济发展逻辑下的经济规律,这使得明明前一年或几年的数据统计分析非常的科学,但是制订出的下一度或长期的计划，最终与实际社会经济发展不符。

    上篇文章中,方叶将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行以来的优缺点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的总结和分析,而下一篇则是制度对比文章,他对比了中国、苏联及社会阵营、南斯拉夫和西方自由经济制度。

    同样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阵营除南斯拉夫外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而南斯拉夫采用了自治经济制度，方叶讲述了这种制度存在优缺点，但很显然相比于阵营其它国家，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出现这些问题。

    方叶讲述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基于国内和意识形态问题，最终选择了不同经济制度的原因。

    并将计划经济制度与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制度进行了对比分析，不同经济制度下，国家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情况、人民生活进行他都进行了基本对比总结。

    随即又展开了对‘自由经济制度’的讲述，文章中并没有出现革命式的批判,而是较为平适的讲述这—制度在西方商业社会和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从个人的观点出发，讲述它的不足，也承认了其优点方面。

    三种不同经济制度对比总结分析完成,最后他展开了对计划经济的总结,他提出了一个惊骇的观点,方叶在文章中指出,计划经济的核心其实或许不能用‘计划’来形容,而是‘禁止’，也即计划之外的都是禁止的。

    随即他对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需求与供应、制度因素、历史背景四个方面讲述这—制度存在的巨大且难以克服的问题。

    文章认为，行政指令式的分配资源,最终必定会走向制度官僚化和教条化，又由于其缺乏宏观经济思维，排斥市场调节功能，又使其无法完成西方市场机制下资源优化配置,而商品价格和竞争的缺乏又会使得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生产效率提升将会停滞，社会供给矛盾将始终无法解决。

    而在这一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快就会到上限，随着时间推移，过去的先进生产力将难以发展，并且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之下,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很难满足社会对各种物品的高需求,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总是会出现物品短缺的根本原因。

    方叶还在文章中指出，计划经济所依赖的国家统计数据事实上也是不够全面或者不够真实的，他认为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单纯的某一行业或某项统计数值,那些数值本身只能反应过往的历史，并不能确定未来的发展,若依照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必然失真。

    苏联的计委统计中心计算机上百台，中国的计委也使用大型计算机,然而分析了这么多年,最后的结果全都一样,他认为不解决核心的根本问题,即便计算机的能力提高到每秒一亿次,十亿次,根据那些数据而进行的分析仍旧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文章的最后，他认为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以及中国全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经济制度已经逐渐不能满足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了,所以他建议，对这一经济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并且很有必要探索一种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经济制度出来。

    对于这个新制度,方叶（王岩)也给予了个人议建,他认为计划应当是宏观的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制订的发展战略，比如根据现阶段国家发展的情况，制订下一阶段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并拟订重点的发展方向，如行业、领域。

    其后制订相关的支持和鼓励性政策,推行目标实现，而不是战术性的统计分析，并下达指令性的任务，这些工作不应当由国家宏观层面如计委这样的决策机构来实行。

    每个行业或领域的发展情况,完全可以交给专业的部门或单位,由他们来负责统计分析，并采用战略和战术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发展，而国家战略部门只负责战略政策的制订,并负责好对下级的监督即可。

    同时，对未来中国新经济制度的探索,方叶也给予了建议，他认为既然全面公有制，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是否可能采用‘以公有制为主体、民营经济相结合’的方式,并引入西方的‘市场机制’来取长补短，创建一个适合中国的新经济制度出来。

    方叶将写好的文章,进行了两次修改,最终确定没有什么过于极端或者引发歧义的言论之后，又请邓副总理过目给予斧正，这才将文章上交给了总理。数日后，方叶接到了总理的回复，主席对文章又进行了一些修改,认为总体没有太大的毛病,将于三日后在内参发表。

    三月十一日，1968年第10期内参（机密)刊载了王岩《计划经济制度在我国实行以来的思考》上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