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

    “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个人政治功利主义…。”在方叶看来,现下的朝鲜已经不是过去的朝鲜,现在的金日城也早也不是过去的金日诚。

    从国家独立到‘事大主义,期鲜接雯办达项寸，借鉴中国的政治经验,大国说怎么搞,朝鲜就跟着搞。

    而当时朝鲜内部分为抗联派、延安派和苏联派，其中延安派说按中国的方式来,而苏联派则认为按苏联的来，这一情况一直到1956年‘八月宗派事件’延、苏两派被彻底清洗才算结束。

    但好景不长，随着中苏两国关系崩盘，朝鲜夹在两国中间十分难做，可以说得罪谁都不行，可朝鲜有自己的利益，显然倒向中苏两国任何一方，实际上都不能满足朝鲜核心利益的诉求。

    “当前朝鲜的核心利益诉求之一，就是统一朝鲜半岛。”总理说道。

    方叶回道:“是的,但中苏两国都不会接受他破坏当前朝鲜半岛的局面,这让金日城十分的不爽,特别是我党当初说过,等到中国解放了，就会支持朝鲜统一，为此他金日城可以说全身心的帮助过当时的我党我军，然而他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相对应的回报,在这一点上，他的心里对我们是有着强烈不满的,认为我们背叛了当初对朝鲜的承诺。”

    总理说道:“解放战争时期，金日城同志领导的朝鲜党确实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

    方叶则说道:“但我们已经给了回报了啊,朝鲜战争是在斯大林一手策划下发起来的，事前苏、朝两国对我国都是保密的。当时主席、总理正在苏联访问，金日城原本也要去苏联，结果斯大林对他说,还是别过来,否则会跟主席你们碰上面，到时不好解释。”

    “于是,主席前脚刚回国，他后脚就去了苏联，随后斯大林同意了金日城发动朝鲜统一战争的方案，但是斯大林很会甩锅,他不想苏联扯进来，于是说按照分工，欧洲归苏联,亚洲归中国，让他来找主席谈。”

    “可是,金日城当时并没有来找主席,这让斯大林急坏了，一连发了两份电报催金日城,让他赶紧来到主席谈，后来发生的事,主席都知道了。”

    “国家利益又不是党派或者私人感情,这种报恩的想法本质上属于政治幼稚,国家间只有利益交换。”

    “朝鲜战争在我方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猛然打响，严重的破坏了我国的国家建设规划,还让我国损失了无数资源、资金和英勇的战士,对我国利益是一次巨大的损害，何况这场仗最终打成什么样,也并不是中国说了算,而是苏联说了算,他金日城怨恨中国是没有道理的。”

    方叶继续说道:“我说他个人政治功利主义,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表现了出来,他拿着我们志愿军的命,中国的资源损失不当回事，一手挑起来的战火，最终自己解决不了,还要求我们来给他解决，最后没有如他的意,他就不高兴。”

    “我们出人出力损失无数,他不在意,他只在乎他想的事我们有没有跪着给他办成,什么两党关系，革命友谊统统为了他们的利益服务。”

    “朝鲜半岛人具有独特的性格特点:其一、与实力并不相匹配的自尊,无论在实力多强的人面前,他们总是追求与别人完全对等的地位，并且认为这是合理的。”

    “其二、性格刚强、敏感固执、心思复杂多变:多山困苦的环境,使得他们形成了较为坚毅刚强的性格,而由于历史原因,长期被大国统治,他们又一向不服,反复的反抗与挣扎，形成了他们多疑、敏、感、思想固执、且表里不一、心口不一，趋强附势，又挣扎摆脱的性格多变特点。”

    “其三、自大与自卑交织:他们要追求自己的民族独立、民族意识,然而其文化又难以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切割，因此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现象。”

    “—边认为自己民族历史以来都是独特的,要与中国所区别,要切割开来;一边又过着各种中国节日，文化历史典藉等皆是汉语所作,难以抛弃;讲到本民族时情绪很自大,但研究本国的文化时,又处处都是中国的东西，从而形成自卑。”

    “这一特点反映到金日城身上就是最好的代表,他一边认识到朝鲜同中国和苏联实力差距,但是在处理问题上，特别是斯大林死后，他又觉得与主席等人都是地位平等的老革命，而其在外在表现上，就是他在与中国的外务活动中，特别是与主席和几位领袖的会见中，通常显现出一种过度的‘亲热’。”

    “这种亲热,在我方看来是一种‘革命友谊’的体现，但朝鲜人不是这样想的，实则一方面是在表现他的地位平等;一方面又用这种亲热来展现不被强大—方忽视的重视，因而言语、动作、表情都很浮夸。”

    “但同时,在他们认为比自己资格低的人时,又表现出一种自傲心态,比如文化上,朝鲜半岛人看不起同是儒家文化圈的越南人和日本人,他们觉得自己学习到了中华正统文化，是真正有资格被称为‘小中华’的地方，越南和日本，那都野蛮人，打心底里鄙视。”

    “而在其它事务，比如政治事务上,若中国派一位他们认为革命经历比他们低的人过去,立马就会一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表情，对中国这样大国强者的‘晚辈’会有一种心灵征服的快感,对越南或其它国家这类‘弱者’的晚辈，则是一副鄙视的心理;这就是朝鲜半岛，‘前辈文化’十分鲜明的原因。”

    方叶打开手机，放出一个金日城与晓平会见的视频,给主席递了过去，说道:“您看，这位金同志的头昂得多高,他打心底觉得和主席、少其主席和总理同一辈的,晓平那比他都差了半辈了,所以表现出一种‘亲切的大气’，这其实是一种自傲心理的外在表现。”

    主席乐呵一笑,将手机给少其递了过去，待到总理看完，总理也笑了起来,说道:“这种行为性格分析还是挺有意思的。”

    方叶笑道:“每位政治人物的性格、神态、表情、习惯以及它前后所暗含的意义，国家也会有专门的人员进行分析的。”

    “特别是在中国，在中国人看来政治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任何轻佻有碍观瞻的行为都是不被接受的,所以中国的官员，一向以沉着、冷静、自信、喜怒不形于色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表情管理十分严格,在什么场合采用什么表情,什么地方能背着手,什么地方不能，什么地方能怎样笑，都有严格的要求。”

    方叶接过手机，然后又播放了一个视频,而后向主席三人展示了起来，一片瓦砾之间，站着两位身着军装的男子，三位领袖一眼就认出了是谁,就见那位首长正站在废墟前背着手与边上之人谈笑着。

    方叶说道:“这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现场,或许对于这位沙场老革命来说,死人是见惯了的,但在这种地方出现这样的笑容是不合适的。如果是在后来的话，一旦这种画面上了电视,那么从他本人到新闻摄制人员、剪辑人员，电视台负责人、播报人员等,全得犯政治错误，好在那个时候这些事还不严格，才会有这种影像出现。”

    “那年地震伤亡了多少人?”总理问。

    “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七千余户震亡绝户。”“嘶~!”主席猛吸了一口烟,这一年可真不是简单的一年,这年他本人、总理、朱老总全都先后离世,国家又出现如此惨烈的地震,这可怎么得了。

    方叶说道:“损失如此惨重,这和政府官员不作为有很大关系,地震之前河北、北京等地,都已经有现象出现了，井水犯浑上涌冒泡,鱼群泛白肚皮、老鼠等动物乱窜、惊叫,乌鸦满天飞,老百姓都说要大地震了，国家地震局也早就有预报可能有大地震。”

    “哪怕在地震前九小时，开滦煤矿还上报说可能即将大地震,但教条主义下上上下下的官员,没人敢做主向居民发布地震防灾预警，只有河北青龙县县委书记，顶住政治压力,提前三天预警。”

    “在那个时候,做这样的决定是要背着极大政治压力的，一旦没有地震,那他就是乱发指令，蛊惑人心、散布谣言，罢官丢职都是轻的。可以说,若官员稍稍作为一点,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人员伤亡,当然,他们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教训非常惨痛,此后,国家开始建立全国地震预警系统，普及防震防灾知识,全国搞地震等防灾演练,也算亡羊补牢了。”

    少其主席问:“既然国家地震局都发布地震预警了,地方官员为何不作为?”方叶想了想回道:“主要是政治压力太大,逼迫大家不敢作为,要知道那时还处在文革时期，虽然已是后期，但革委会的权力大于地方政府,教条主义思想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怎么乱发地震预报,疏散群众呢,谁敢站出来说,那不就是反革命势力散布谣言,企图攻击社会主义么。”

    e。”少其主席一阵无语,他一时间理解不了这种思维，不过此事涉及主席，他也没敢再多问。

    而主席却是吸着烟问道:“社会上还有哪些荒堂事。”

    方叶说道:“那可就太多了。在社会主义形势一切大好的论调下，国家的一切都是不需要变化的，谁敢动那就是反革命。全国上下人人相互扣帽子，一切都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攻击。”

    “比如工厂搞某项技术失败了，另一方就能攻击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提出任何改进思想，指出任何问题，那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工厂里技术人员要么靠边站，要么下放到车间,那些啥不懂却大谈革命的人上去搞技术。”

    “有人敢跟他们说,技术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专业知识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那就不得了了，妥妥的就是资产阶级把控权威，搞个人封建独裁专制,厂长敢说就抓起来全厂批斗，技术专家敢说，那就打倒技术权威，批斗后下放去劳动改造。”

    “那个时候,从国有企业到军工企业，整整十年进步不明显不说，反而还退步了，由于太多不懂技术的人去搞技术、搞生产管理,最后制造了无数残次品，十年间军工厂生产出来的武器许多都出了严重问题,无法使用,最后只能报废处理。”

    “大多国有工厂陷入彻底的教条化、无法进取还浪费极其严重,被搞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只能靠国家接济半死不活，一些国有工人因为工资长期拖欠工资或者收入不足，不得不去偷摸着接私活养家，或者偷工厂的东西到黑市去卖换取物资以养家糊口。”

    “政府管理也是一样,正常的管理活动被打断，革委会主导一切,那班靠造反上位的小青年变成了中青年,但他们除了举着语录，满脑子都是齿轮搞极左政治斗争外，屁也不懂，谁不听他们的就扣帽子,拉着批斗,靠着制造混乱维持权力，将正常的政府管理工作破坏得一干二净。”

    “更要命的是,十年文革大动乱，将中国文化传承残存的最后一口气,终于彻底咽了下去,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被彻底葬送,子女举报批斗父母、学生举报批斗老师、下级举报批斗上级，邻居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

    “理想中天下大乱再迎来天下大治，一张白纸好画画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将自己的文化烧成了白地,最后留给了西方，让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以中央美院为代表的中国艺术殿堂—直到未来的现下，仍旧彻底沦陷成了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代言人。”

    “也就是说马呢主义最终也没能发挥出全面作用?”少其主席问道。

    “没能。”方叶毫不客气的说道:“它太薄了，在文明的构成中，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哲学流派，想要以此代替并重构整个文明,那怎么可能嘛。文明的构成是多元的,文化、哲学、艺术、思想等,而马列能作为其中一个哲学观，比如统治阶级价值观，是一种分析社会的工具,但用它来代替整个文明价值观,显然是不足的。”

    方叶继续说道:“特别是当下，我们现在还是在走国际主义的革命理论，这一理论在现时条件下有它的作用,但最终中国还是走上了民族主义，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

    “解放全人类最终还是没有实现啊。”主席说道。

    方叶说道:“中国的党只对中国人民负责,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延续的任务,所以全人类解不解放跟我们没啥关系,总之，先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让国家强大起来,让本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全党全国各民族所有人共同奋斗的目标,至于他人死活与我无人!”“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思维。”主席似有批评的说道。

    “全世界大多都是国家功利主义了啊。”方叶说:“功利主义从十八世纪的西方哲学中诞生,到二战之后,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特别是在北欧国家,其国家功利主义发展到了登封造极的地步，社会高福利,高保障，人民美好幸福生活排第一，是他们国家的追求。”

    “这种方式有它的优点也有很大的不足和缺点，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后来也部分采用了国家功利主义观点,而国际主义则基本放弃了。”

    “未来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活动，多数时候其实是一种马列哲学和中国本土哲学共同组成的新型价值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比如法家思维的观念就很重,统治阶级认为老百姓不能过于富裕,需要保持一定相对‘贫困’以使其持续保持前进动力,这就是典型的法家‘困民’思维。”

    “另外，主席在1955年提出的‘共同富裕’观点,就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中国式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核心就是中国本土的‘民本思想’，其是马列以‘人’为中心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后来‘共同富裕’观点的实现路径又有了新的注释,也即‘以人民为中心’。”

    “换句话说，若马列二人当时对中国哲学有较深研究的话,其哲学应当会更加丰富，由于中国哲学比较高级，能够兼容且完善它，但其它国家则不行，因为文明比较低级，就只能抱着书啃,最终沦入思想教条的境地，比如苏联。而这也是为什么马列最终能在中国成功的原因。”

    “我们中国人将书一翻，其中的一些观点,立马会自动与中国本土哲学某些观点联系起来,再一思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新思想或新哲学观点,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很难做到，可能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而这也是二零零零年后,中西方人都说西方哲学已死的原因。”

    “16到18世纪西方‘中国热’,这是他们哲学发展生成的核心时期,但抄来就是抄来的,由于没有系统性的传承研究，基本上很难再发展，现在他们又开始抱着中国的传统哲学研究了，研究《易经》、《道德经》这类中国传统哲学，又成了西方思哲学界的基本操作。”

    “有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主席问。

    “有啊。”方叶想了想说道:“2003年，中国哲学家黎鸣写了一本《西方哲学死了》;2010年斯蒂芬霍金《大设计》中都提出了这种观点,中西方思哲学界普遍接受了这些观点。主席您要看的话,相关书藉过几天就能送过来。”

    主席点了点头:“还是要看一看，就你说的这些观点就已很有启发性。”

    方叶说道:“哲学难以发展,这对于物理学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所以大量学习了西式哲学的中国人，包括物理学家,开始从中国哲学中找观点,这对我国后来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应用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国在量子和核聚变这些前沿领域发展就很快。”

    “至于新兴领域就更多了，中国人先将西方哲学学一遍，然后又回头找自己的哲学再学一遍,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西方人将很难再追赶上来了，至于西方人的思想走向枯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总理听着方叶的讲述，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只到他讲完，才说道:“你所要表达的核心，说到底就是一句话: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与你在人民日报上《认识中国系列》的观点是一致的。”

    方叶不由赞叹的点起头来,总理的总结能力真是太强了，回道:“是这样的。客观认识中国，客观认识世界。我也并非宣扬什么其它国家劣等论,而是在讲述一个客观世界的现实，如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国有革命情谊的国家,他们其实更加务实。”

    “相对应的,我国因为现下国际主义思想太过浓厚，许多同志的思维被限制在其中，总觉得对他国有着某种‘天然义务’，这其实是一种‘国际理想主义’，它对于人的宏大格局和情操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对于某些方面，比如国家现实的,国家功利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则弱化了。”

    总理微微点头:“这确实是一个现实，但我国现在的国际主义，有着现实背景下，国际政治环境的实际需求。如果接受苏联的那套观点,就意味着我们仍旧无法摆脱苏联的控制，对于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方叶也点起头来:“是的总理,所以我赞同在现阶段实行国际主义,而也正是这种做法,使得我国成功的打入了非洲、中东等地区，这为后来我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有利影响,若没有将非洲搞的天翻地覆,殖民者纷纷退出,我国后来又如何能从非洲获取国家发展的巨大资源。”

    “但是亚洲的革全输出，特别是东南亚如菲律宾、马来、新加坡、印尼这些地区则或可不必再搞了。那里有大量的华人，最后革命没搞成,还让他们承担了后果，几场屠华事件的背后，其实多少还是有着革命输出造成的影响。”

    少其主席问道:“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美军后来都退出去了吗?”“并没有。”方叶说道:“像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都有美国驻军，这些驻军发展到后来都已经是象征意义，实际上即便我们不搞革命输出,这些国家独立后,随着民族意识觉醒，他们自己也会主动起来反对外国驻军，这也是美国大批驻军最后撤出的原因，而并非是中国革命输出的结果。”

    “至于东南亚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除了越南,最后没有一个成气候的,现在的话，印尼的苏哈托被处决了，这个国家将来若苏加诺真的让共产党上位，则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只要关注好印尼就行了，当然最后成不成也不重要，我们需要的是东南亚的市场，再通过本国的发展，一步步的将美国势力挤出去。”

    “也就是说东南亚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对于美国其实也是痛恨的。”少其主席说道。

    方叶摇起头来:“不不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东南亚国家目前已经有自己的政权了，对于这些国家的政权既得利益者来说,中国搞革命输出,就意味着再与他们为敌,他们天然为了保持统治地位，就会选择相信美国，这也是后来东南亚大多国家一度站位美国的原因之一。”

    “另外,殖民地国家其实并不一定都会痛恨前殖民国，相反的许多国家实际上是感谢的。”

    方叶说道:“世界上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以后，对于殖民历史的认知分成了两派,像印度、孟加拉也就是东巴基斯坦，还有澳大利亚、马来、新加坡及非洲的许多殖民地国家其实是感谢殖民的,他们认为殖民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这其中香港地区也是这种认识。”

    “有较强民族意识的国家，如朝鲜、越南、韩国、缅甸等少数,则有着强烈的反殖民情结,因此可以简单归结一下，在亚洲凡是靠近中国,曾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基本都反殖民,离得越远的则越对殖民保持着亲近看法。这其中英联邦国家最为明显，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方叶最后说道:“所以最好的意识形态输出,不只是单纯的革命理论,而是本国的强大,包括经济、军事、制度、文化,只有将这些修炼后,到时甚至都不用自己开口，自有带路党在本国为中国辩经。”

    少其说道:“苏联已经足够强大了，按照你的这个观点，所以他才能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输出能力。”

    “苏联?”方叶呵呵一笑,说道:“刘主席,接下来的话可能不太中听。”

    “说便是。”少其主席笑道。

    方叶这才说道:“我们那边的许多老百姓,将苏联称为‘西伯利亚寒流’，吹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要遭殃。”

    “这又如何说?”少其主席问道。

    “很简单，苏联的破坏能力很强，但对于建设其实是一塌糊涂。这里有几个显著的例子。”方叶说道:“比如东德和西德,双方刚建立时,西德有啥?主要工业区都在东德,这里面蔡司同样是一个好例子，东德的蔡司拥有全部的人才，而西德只有跑过去的几个人，还不是专业人才。”

    “然而，就靠着这几个人，西德的蔡司到了七十年代就已经将东德蔡司全面反超,而东德蔡司不仅没能发展，反而开始落后了，现下就是东德蔡司最后荣光时刻。”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制度对于社会作用,良好的制度能让一贫如洗变得粮食满仓,而一个不好的制度,会让富裕变得贫穷。”

    方叶继续说道:“东德的条件比西德好得多，可是仅仅几年时间,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反超了东德,且越拉越大，从这时制度的优劣就已经体现了。西方经济学家有这样一个名言,他说‘若在撒哈拉沙漠里实行计划经济，那么沙子也会短缺。’”“这一观点,从现在看是极其反动的,但它确实描述了一个客观事实,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总是不断的出现短缺。今年这个缺，明年那个缺。”

    “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当社会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被废除以后，一切物品的实际价格被严重低估或高估了，比如一台12英寸的电视,国家定价四百就四百，五百就五百，而且一旦定下就很难再改变。”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价格是通过有效成本核算或者市场竞争得来的吗?并不是!它只是单纯的考虑了基本的生产成本,其余的盈利分配、企业福利及社会福利均不考虑再内，所以它的成本是不真实的。”

    “过低的价格损害的是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人利益，社会福利无法提高,工人薪水难以增长,上下游产业链随之所影响,今年卖得少，矿场开采和制造企业的生产计划就变少，明年突然增长了,但是国家计划没跟得上,于是立马供需短缺。”

    “还是以东德举例，明明是一个工业发达、商品丰富的国家,其在错误的计划经济政策指导下，居然出现了货品短缺,工人薪水大幅下降的情形,工人抗议，企业经营困难，先进的企业变落后，最后走向破产的境地，比如东德蔡司，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这一切又都并不意外,因为这个制度缺陷就摆在那里。”

    总理皱起了眉头,说道:“这个问题在我国同样反复上演，就没有好办法来解决吗?”方叶摇头:“总理,除了解决计划经济制度,没有更好的办法。”

    方叶想了一会，又说道:“或许有一个弥补性的办法，通过新经济政策,解除对于民生民用物资生产企业的计划限制，比如放开纺织、制衣、日用品化工、自行车、缝初机、部分钢材企业、部分种类的矿石等开采计划配额限制，凡事涉及民生民用物资生产的统统放开,让他们自己去搞市场，参与竞争，这能有效的解决民生物资供需短缺的问题。”

    少其主席看向主席说道:“这或许是一个办法。六零年市场民用品短缺，另一部分产品又滞销,好不容易通过裁员调整解决了，六四年又短缺,这其中同安县在一些商品生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了去年,全国经济发展一片向好，再次出现了部分商品供需短缺,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

    主席叭叭的抽着烟，他也陷入了思考，随即点头道:“确实很有必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民用品生产放开是一个大问题，需要认真的研究清楚。国内现下粮食不缺,但是副食品供应仍旧短缺，这是没道理的。”

    “另外棉花也基本满足了,但是布匹要么供应过多，要么供应过少，成衣制造又跟不上来,是老百姓都有很多衣服穿了吗?显然不是的,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缺衣还是很严重的,这种现象很好的反映了方叶同志刚刚所讲的问题。”

    主席从嘴旁拿下了烟，朝少其和总理说道:“你们好好研究一下，今年内制订出方案，确定哪些行业可以逐步放开，哪些地方仍旧实行，可以先试点。明年九大以后，这个事情要正式的着手解决。我的设想是四五计划开始后，计划经济这个东西可以考虑全面动一动。”

    “主席的意思是四五计划时,全面实行新经济政策吗?”少其主席问道。

    主席夹着烟的手轻轻挥了挥,说道:“这些事情你们去考虑，那时我退居二线了。”

    “…。”少其主席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这是主席第二次当面说自己不干了。

    不过少其主席心里清楚,主席恐怕是真的不想干了，不过他更清楚,不是主席想不干就能退下来的，国内的一些事情没那么简单,到时少不了要出一些波折,而根据宪法规定,明年就是换届之年，他自己的任职年限也到了，可看主席的那意思分明是要他继续干。

    这样一来，事情就更加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