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见直抒

    过去二十来年对于国内思想的管控，有着现实的需求，任何一个新生的政权，这是它必然要做的工作，具体到中国，经历了清末、民国的思想大乱局，新生的共和国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再加上冷战时期世界意识形态，本就是一场战争，因而对于思想舆论的管控非常严厉，这也并非中国的特色，资、社两个阵营皆是如此。

    但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国内人们的思想趋向一致，愈加单一，于是教条的思想出现了。学术层面不敢突出框框,理论研究往往只有片面的阶级观念，而非基于阶级观念的理性研究，文化、思想、言论、教育皆如此，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共和国前期这样做无可厚非，所谓乱世用重典，就民国那班子文化人，他们既不具有西方文化人的广阔视野，认知能力既片面又还低下，动不动就组织学生与学界跟政府对着干，不狠狠的整治是不行的。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再继续采用这种管控方式，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已经对国家的学术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当人们的学术研究只有一个论调时，这个国家的学术也正从教条走向死亡。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几年前方叶就已经向国家提出，他为此也写过几篇专栏文章,国家也有所改进，不过大的环境依旧如此，总体非常的严格。

    方叶从举办演出会的缘由，一直讲到国内思想动态的上来,说道:“随着物质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群众的精神生活很贫乏，而且十分的乏味，影视、文艺作品翻来覆去的说教,文化作品除了歌颂，没有其它，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实质上是单色的。”

    “这种思想管控是国家的现实需要，并且未来也会一直持续下去，但过去的管控力度过强，缺乏对内外思想碰撞与交流，已经对于国家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扼制了人们思想与学术的创新能力，若这种局面不改变，那么改开后的思想大混乱将会依旧上演。”

    总理点了点头说道:“你讲的是实际情况，过去我国的学术主要交流对象是苏联,还有东欧同阵营的一些国家，而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则非常少。”

    方叶说道:“与西方交流很正常，毕竟建交国都没几个，欧洲与中国建交的中立国家，实质上也是官方层面，并没有进行全面交流，这是世界大环境导致的。”

    “不过现下，我还是那个建议，应当引进一些西方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一面丰富国内民众的精神生活;一面通过逐步的开放加强与西方文化、学术等界的交流,拓展国内学术界人士的视野，要多走出去，哪怕就是到国外城市看一看也好。”

    方叶讲起八十年代刚改开时的场景:“那时的中国人身穿六五式服装或者中山装，走在五彩琉璃的西方世界街道，颇有些李鸿璋的访问团走到纽约街头的感觉,给予人们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

    “对于许多人来说，唱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好，制度多么优越,结果国门一看，走到西方一看，自己在国内已是人上人，但在西方国家连个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那种对于思想和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

    “民国时，国人的认知里西方就很先进，但那时中国好逮还有一个上个海来撑门面，心里多少还有些安慰,可是发展了三十年后，等他们再到西方时，发现过去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拉得更大了…。”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非常开放，西方有的一些东西，比如可口可乐、乐队、好莱坞电影、赛马、金融股票、人们衣着等等方面基本与西方同步，满大街都是各种汽车、流行音乐、时尚生活，就连小鬼子占领上海之后，都将那些乡下来的侵略者都看傻眼了，亚洲第—城市绝非虚传。

    然而进入八十年代时，这些统统不见了，人们衣着、城市色彩单一，商业活动仅限国营，大街上的五光十色消失一空，路上跑的基本都是自行车、卡车、拖拉机、驴车,偶尔会有那么几辆出租车或者公务用车，但那些是给‘外国友人’和政府官员用的。

    方叶继续说道:“巨大的差异，让许多感到了绝望,也让许多人的心理防线瞬间被摧毁。那些整日在国内唱着打败美帝，还有各种大骂美帝的人,借着出国之机，或抛家弃子或成群结队的叛逃美国,而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再一次出现了清末民国初时的景象。”

    “我国学术界在西方看到的是,西方人的学术研究自由，开放，研究方法先进，学术成果不断，既能自由出版赚钱，又能举行各种诸如商业演讲、收费学术讲座等，还在社会上赚取了巨大的名望。”

    “然而这些在国内统统没有，只能拿着每个月几十块死工资，而且无论学术先进性还是学术环境,全方位的落后，一堆人心态直接崩了。”

    “于是‘西方等于真理’，崇洋之风再度掀起，谁也挡不住,美国人—张绿卡加几千块美元，就能收买中国的一个学术精英，就有人将国家的重大机密卖给他们。”

    “国内的学术界集体沦陷，犹以哲学、文化、经济和历史学界最为严重，彻底沦为了西方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们不敢对西方有任何质疑，也不允许别人对西方有质疑,西方人说夏朝不存在，哪怕考古将虔朝的遗址都挖了出来，国内的考古学界依旧在说证据不足。”

    “他们用西方的那一套，来强行解释中国的一切，通过跪地交纳投名状来获得西方认可，而一旦西方人认可了，他们就又在国内获得了名望，其套路同西方人利用胡适的方法如出一辙，只是范围更大,更广了，几十年下来,他们成功的将‘公知’一词，玩成了贬义词。”

    “这种情况国家不管吗?”总理问道。

    “不好管啊。”方叶回道:“文化精英阶层集体沦陷这怎么来管?而且当时国家开放向西方学习是大的趋势，我国在许多方面确实全方位落后，不学习又不行，而学习就泥砂俱下，以至于美西方根本没花什么代价，就成功的在国内培养了无数的代言人。”

    “全国的大学里教的哲学是西方的，经济学是西方的，教科书上全是西方话术和思维，书中甚至直接讲中国人的思想是如何落后，西方人如何先进，讲中国人丑恶、西方人文明，各种明幌幌的贬低中国，一点掩饰都没有。”

    方叶当前自学大学文凭时，学的礼仪、西方哲学课程至今记忧犹新，作为在社会上工作多年的社会人，他对那些内容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好坏，可是对于一个高中升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这种毒教材必然会对学生的三观产生巨大影响，然而这个教材居然还是985大学的。

    而在他工作的期间内，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大学生，他发现大凡那些进入社会不久的人，不少都对国家的认知偏激，一旦生活或职业生涯发展有点不顺，立马就对国家嗤之以鼻，瞬间黑化，即便那些混得不错，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都定居了的，同样认为西方好，中国不行。

    毒教材之危害，可见一斑。

    方叶说道:“学术界沦陷，国家的法学界、金融学界，一堆的西方带路党;青华美院、中央美院这样的国家顶级艺术殿堂，成为了培养西方带路党的机构，那些学有所成的知名人士，在这个国家拿着高薪，享受着名誉，还大把赚钱，但是对国家的攻击极其恶毒。”

    方叶拿出手机，打开了一幅袁爷爷的画，递给了身旁的总理说道:“总理，您看看，这就是央美出来的国内知名画家，画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的画像。”

    总理接过手机一看:“这画很丑，怎么将国家功勋画成这样?”“您仔细看看。”方叶提醒道。

    总理又看了一下，他发现除了丑之外,也没看出什么，方叶见此便抬手朝画像脑后的一条细线指了过去:“您看这光头，再看后脑勺的这条线,整幅画想表达什么意思，其险恶居心已昭然若揭了。”

    他这一提，总理立即就看清楚了，沉色道:“怎的如此恶毒?!”“画成了什么样?”主席问。

    总理抿着嘴将手机递了过去，主席接过一看，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他又将手机递给了刘主席，接着在几人手中传递了开来。

    主席一言不发，邓副总理看过后却是说道:“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出了大问题。”

    方叶点头道:“这就是改开的副作用，那时国家各方面确实落后，必须得学习，可这种意识形态的入侵，美西方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度疯狂到什么程度呢，国家的电视广告里，大量的外国人长相，连给中国孩子吃的奶粉广告，用的都是西方的幼儿，至于服装展示，品牌宣传也全是外国人，即便不是，其造型也是外国人形象。”

    “所以。”方叶说道:“我还是那句话，从清末开始，犹以新文化运动始，我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而我党兴起于新文化运动，所以对于这场运动，一直是歌颂的，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要求下，我们其实并未客观的总结和分析这场运动的利弊得失。”

    “我国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但那时依旧在宣扬正面积极作用，对于负作用则一笔带过，或者基于政治立场选择性无视，一直到两千年后，学术界才慢慢的讲述这场运动的不足，但尺度依旧有限。”

    方叶说道:“新文化运动为党的创建提供了导向，它对于我党的价值自然是无可估量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西化运动，如果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其实对中华文明来说是一次‘西学东渐’。”

    “中华文化是开放且包容的,并不拒绝国外的优秀文化和思想，然而问题就在于，这场运动带来了西方先进理念的同时，也带来了不适宜本土文化的理念。”

    “本来西方的先进理念可以用于打破本土落后的传统理念，然而由于这场运动的发展是无序的,结果就是不假思索的全盘使用，他们把凡是的中国都认定为落后，凡是西方的都认定为先进，对于中国落后方面大加批判,但是西方文化的不足却闭口不谈。”

    主席点了点头说道:“我记得你写过两篇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一篇是《新文化运动思考》,一篇在《认识中国系列》中，这两篇文章我是看过的,当时在学术界和党内外的思想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有人就说你在否定新文化运动。”

    刘主席也说道:“文章我也看过，确实胆子很大，而且你的文章有个特点，对于胡适—向嗤之以鼻。”

    方叶说道:“对于这样的公知鼻祖还要怎样?难不成给他戴个大红花?我承认前期的胡适确实是为了将西方文化引进中国，从而改变这个国家的落后面貌，哪怕他基于个人认知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存在的不足，但那时他的心是好的，是爱国的。”

    “然而后来就不一样了，面对巨大的声望和利益，他甘当起了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工具人，自己做就算了，还培养起一批带路党，搞出的那个《古史辨》其恶劣影响，我在以前的文章也已经说过。”

    “古史辨在那边现在还有人信吗?”主席问道。

    “那些西方的徒子徒孙还是信的，不过在整个学术界对于顾颉刚等人搞的这个专著，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被人称为挖中华文明根基的著作。”方叶接着说道:“我认为主席的一句话讲的特别对，‘学问再多，若方向有误，则皆为无用’，胡适之流就是典型的代表。”

    “看看人家西方的学术界，从18世纪开始，就有意识、有目的、有方法的赞美自己的文明,系统性的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中华文明。”

    “可中国学术界是啥样呢?崇洋媚外者数不甚数，有部分人更是甘当西方剿杀中华文明的工具人,在国内疯狂攻击和打击本土学派与质疑者。然而随着中西方交流越来越密切，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家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时，才发现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国家的主流学术圈子基本沦为了西方代言人，维护中华文化的新知识分子，成为了边缘人士，而那些主流圈子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威、身份地位，还想出来继续打压，然而这时老百姓也不干了，到了四十年代，上来的新—代青年学者，基本不再相信他们那一套了。”

    “所以你认为现在的学术圈子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总理说道。

    方叶点了点头:“清末、民国成长起来的这一批文化人基本都是烂的，本土的新儒派既无地位，也不被人接受，当然他们的一些思想也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至于西方学派，依旧是现下新中国学术圈子的主流，他们只是迫于形势，满足当前的政治需要而已，内心里是改变不了的。”

    “就说那本《朱元璋传》，我记得主席看过两次，吴同志也修改了两次，最后结果如何?立场都不对，怎么改都是无用功，国家天天说人民史观，可是有几个人真的理解了什么叫人民史观呢?”“不是我大言惭，那些搞党的思想的顶流，也不见得真的完全理解，往往将人民史观与国家政治需要混为一谈。”

    主席笑道:“看来我们的方叶同志又有新见解了。”

    刘主席几人都笑了起来，总理说道:“方叶同志的许多观点在当下还是很具有历史视野的。”

    刘主席则朝方叶问道:“你是如何看待人民史观的?”方叶显得有些尴尬,但还是说道:“主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可，那么问题来了，历史上究竟是英雄的作用大，还是人民的作用大?”“自然是人民的作用大。”总理说道。

    “这个观点我也认可。”方叶说道:“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假如遵义会议后，依旧是李德与博古二位同志领导党进行革命，而非主席,这个党能否取得胜利?共和国还能不能建立?我想各位都是经历者，心中也都是有数的。”

    “因为有主席的领导，党才得以继续并发展，共和国才能建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问题来了，英雄人物的作用在某些关键历史时期是不可替代的，那么究竟是英雄的作用大，还是人民的作用大?”方叶是真的胆子大，直接当面拿主席来举例,不过他的问题一出，不仅主席,包括总理再内都陷入了思考，这确实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问题，如果说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没有一个具有不可替代历史人物的出现，历史将会变得面目全非。

    可如果认可这种观点，那么‘人民创造历史’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其实‘人民’史观的完善，还要等到改开后，现在这个时期，伟大领袖就是唯一，就是正确，所以方叶提出的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在挑战‘个人崇拜’,只是他没有明着说，但大家自然看出来了。

    一面是人民创造历史，一面是个人崇拜,如果不厘清这个问题,那么二者必然冲突。

    不知道是刘主席几人真的没想明白，还是不方便开口，这导致房间里安静了下来,而主席也没有开口，兀自在那里抽着烟。

    冷场了一阵，主席见大家都一脸思索，便笑着对方叶说道:“你也别卖关子，直接说吧。”

    方叶领命，回道:“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英雄是人民创造的,是因为英雄符合了人民在时代之中的需求，至于英雄在某个时期对历史产生的巨大作用，也是因为他符合了人民的期望，不是英雄在领导人民,而是人民选择了他，让他来领导。”

    “这里涉及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也就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违背人民史观的，个人崇拜本质上是在认可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而不是人民创造的。”

    “可问题又来了，苏联、法国、中国等许多国家都在搞个人崇拜,如果说这是社会主义特色显然是不正确的，法国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也在搞。既然个人崇拜违背人民史观，那为什么会在世界普遍出现这种现象呢?”“就个人看来，这种行为的出现，其与是否是人民史观不完全违背，换言之，就是说人民史观并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差异较大，政权统治的稳定性与人民史观中的人民群体是否形成—致密切相关。”

    主席点了点头:“这话讲得对，就比如清朝，这样的政权人民肯定是反对的，但统治阶级要维护其统治，它就会反人民，而皇帝又被神化，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其实也是在个人崇拜，但这个崇拜，显然人民是反对的。”

    “是的。”方叶说道:“但换个历史时期又不同了，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这个时候,个人崇拜就非常重要，既有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也有对各种各样英雄人物的个人崇拜,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个人崇拜从来没有消失过,今天不会，未来长期内也不会。”

    “个人崇拜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历史产生促进作用，当然也会带来反面作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采用的崇拜方式不同、程度也不同、形式也不同。”

    “英雄人物大多数时候，会形成正向作用，因此社会需要一些英雄,只是这个英雄,是个人英雄还是集体英雄，这就要看对‘英雄观’的树立。很显然,西方人就崇拜个人英雄，而在中国更强调集体英雄主义的价值，当然也有个人英雄崇拜的存在。”

    “除此之外，人民史观还有阶级斗争的局限性，无法忽视的是，人民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人民群体中又按民族分成了不同的种类，民族与民族之间并非就—定是和谐的，会有不同的利益纠纷，人民史观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讲得好。”“不错不错，很有道理。”几位领袖纷纷赞同，就连主席都认真的听了起来。

    方叶继续讲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可以说一个不慎后果难料，因而在这个历史阶段，国家需要‘个人崇拜’，因此出现了领袖崇拜和个人及集体崇拜。”

    “回顾过去二十一年，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崇拜是带来了正向价值的,它保证了这个政权得以稳定，国家得以发展，民族得以延续，这一点不能否认。”

    “同样的，这些崇拜产生了正向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作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民的历史作用和创造性，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将人民抬高到历史进程的程度上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人民并没有获得相应的价值和地位。”

    “所以，领袖的个人崇拜也好，其它那些崇拜也罢，在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必然不会有现在这样高的地位，但崇拜不会消失,而是以其它的方式存在，这种索拜看起来可能更加注重实际,也就是名誉、地位、个人价值的共同体现。”

    “因此，人民史观不会消失，个人崇拜也不会消失，而是会平衡好二者之间的作用与关系，任何一味的强调单方面，最终都会造成更大的负面作用。也就是说，极端个人崇拜的历史时期会过去，而一味强调人民史观的行为也不会成为唯一。”

    “总结起来说，个人崇拜包括极端个人崇拜都是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如何利用好这个崇拜为国家和民族带来发展，只要它的正向作用比负面大，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崇拜,反之则不然。”

    “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是需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人崇拜也是需要的，但是苏联对于个人崇拜并没有去客观、理性的看待，也没有利用好这个政治工具。”

    “斯大林一面用来建设国家，对抗外敌，一边用于搞屠杀，滥用了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上台后，一边反对，可转过身后，自己又用它来洗白自己的政策失误，所以这一时期的苏联个人崇拜并没有彻消失。”

    “而到了勃烈日涅夫统治后期，国家经济、体制、社会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也再次搞起了个人崇拜，只是同样没有利用好，他只是用于维护个人统治，而并不是用来解决国家的问题，浪费了这个工具。”

    “如果将视野放到世界其它国家，我们会发现铁托、戴高乐、金日诚等人,他们的个人崇拜都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发挥了正向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并没有及时调整过来,从而放大了其对国家的负面作用。”

    主席说道:“我国在后来在这方面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方叶点了点头，不过却是说道:“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虽然个人崇拜仍在，但是国家的发展路线是正确的,还推动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领导人任期制、新经济政策等的建立和实行，因而我国的个人崇拜正向作用远远大于负面，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与国外相比，已完全不是一回事。”

    方叶笑着说道:“个人崇拜是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就像一把菜刀，在好的厨子手中，他会用来做一桌子美味佳肴;而在另一个人手中，可能就变成了威胁他人的凶器，具体要看怎么用，产生了哪些效果。因此，对二者的评价自然也就完全不相同了。”

    陈副总理看着方叶在那里滔滔不绝，心里却是只打鼓，这人的胆子是真大，这些政治禁忌话题都敢毫无顾忌的当面直说，有时候他觉得方叶就是一个愣头青，对于政治的恐怖性一无所知，但他又发现，其实方叶懂得并不少，很多观点讲得条理分明，而且也让人耳目—新。

    可他这口无遮拦的作风，这么多年来却是一点也没有改变，在报纸上是如此，到了当面还是如此,他是真的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还是因为他根本心底，本就—点也不在乎。

    想来想去，最后他还是将目光放到主席的脸上，只见主席对他讲的一切，好像一点也不生气，看来还是纵容导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