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二)

    流言的传播总是很快,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层中的政治气氛也变得越来越诡异,无论是高级首长还是下面的办事员们，都感受到了这种特别的气氛,对于嗅觉灵敏的人来说，他们又都感到，恐怕一场风暴又要来了。

    但这些流言便没能阻止对于现有经济体制的调整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四月下旬的一日,计划委员会与财经委员会并新发委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针对全国部分行业计划性生产体制的调整方案》。

    该方案对全国32个工业大类，80个工业中类，200个工业小类进行了全面复核与研究，最终选择了纺织行业、服装鞋帽行业、印染/基础日用品化工业、小五金行业、小饰品业，共计五个行业实行解除计划生产指标限制,并由企业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西花厅里，总理翻了翻报告,便向坐在面前李富椿、陈芸和邓晓苹三人说道:“你们提交的报告我已经看完,记得之前说的是选择一些国有企业解决其生产指标限制，但这份报告一下子变成了五个行业，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

    李副总理向陈、邓二人看了看,回过头道:“—开始我们想的也是选择一些企业，但经过调查和研究后发现若只解决这些企业的指标限制作用不是很大。”

    “如何说?”“现有的计划生产模式下，一个企业的上下游都是按计划指标来实行的,若只从其中把某个企业拎出来解除其指标限制,但上下游企业仍在实行,那么这个企业的自主生产仍然会受到上下游的极大制约,这样的指标解除意义不大。”

    总理想了想又问道:“所以现在你们的方案是，将整个行业的计划生产体制全部解除?”李副总理点头道:“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以毛巾制造为例,纱丝、纺织、印染的计划全部解除,这样一来,除棉花这样的原材料外，整个制造业上中下游就全部打通了。”

    “那个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又是什么意思?”总理再次问道。

    李副总理没再回答,而是扭过头看向了晓平,就见他解释道:“总理,事情是这样的,但企业的国家生产计划指标解除以后,其企业事实上就是自主生产，但在经营方面，仍旧由国家供销社批发公司负责。”

    “国营商店直接从供销社批发公司的仓库拿货，价格相对于个体户要便宜一些，并且销售指标大多数时候也是优先供应国有商店,这使得个体户的指标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指标分配不均。”

    总理眉头一蹙:“这个问题有多久了?”“从62年个体户全面解禁以后，一直实行的是这种分配制度。”邓副总理继续说道:“由于这种分配不均,使得个体户为抢货，就会出现一些不良现象,比如找关系走后门,向供销干部行贿等,而且其零食价格往往比国有商店高20至50,一些紧俏货的价格会高更多。”

    陈芸接过话说道:“国家生产指标有限制,而老百姓需求在不断的增长，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供需失衡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并且还有一些比晓平同志所述更恶劣的情形出现。”

    “比如一些国营企业仓库里堆满了在城市卖不出去的货物,但是农村市场应当是有很大需求的,可是供销批发公司以市场销售困难为理由，由不再接收这些货品，而个体户想要却又没办法直接对接国有企业搞批发,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晓平同志赞同的点起头来:“是啊,就如陈芸同志所说，而且各种现象都有,究其原因就是现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在走向教条化。工厂想卖卖不掉,供销公司又被动销售,而主动销售的个体户又拿不到货,所以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看法，是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堆积的货物在农村地区是有市场的，但是供销公司不愿接手。”

    晓平点头道:“不仅在农村地区，许多货物就是在一些稍偏远的地方也能卖得掉,或者南北方各自卖不掉的商品，都可以通过个体户来实现异地销售,但是现有的制度下，给这种基层销售设置了障碍,导致货物流通困难。”

    “除此之外,还有物流运输的问题。”晓平说道:“全国个体户或个体批发商的运输渠道不完善,这些个体商们要找个车子运货，那是千难万难,手续十分繁琐。”

    “如从一地运货到另一地，先要带上批发指标证明、各种发票、接收地证明,而后在批发地找管理单位开证明，最后再到运输公司，公铁路运输的需求证明又各不相同，这中间哪怕一个环节资料缺少就运送不了,且即便手续齐全,国营运输公司优先排的也是公家的运输。”

    这事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自接受私人运输以来就―直如此，当初就连同安这样的示范市都这样,最后还是市里调整了政策。

    所有的运输申请包括其证明全部取消,有运输需求的个人或单位，不论公私,一律平等，一律按照市场准则办，市里又增购了大量的卡车,这才彻底解决了问题，但这只是在庆州地区，全国其它地方该咋样还是咋样。

    一个体户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将运输申请搞到手，到了国营运输公司，人家直接甩脸，甚至没有任何理由的一句‘等着’，你就只能等着，什么时候能运天知道，敢多问一句良心好的让你站一边凉快去，良心坏了的直接将运输申请作废，旦凡有一点权力，就能发挥到极致。

    现下全国卡车保有量大约160万量，全国2200多个县，平均每个县不足730辆，运输工具紧缺也确实是个问题。

    作为国营运输公司来说，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在现有制度下，不优先保障国家单位的运输,而先照顾私营运输，真要上纲上线的说，一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帽子下来,也不是不行的。

    总理思索道:“我记得去年全国的卡车生产已经达到了18万辆，全国各类生产共计217万辆,这个产量应当是够的，怎么还会缺车呢?”晓平立即将全国卡车保有量和平均分配量向总理进行了汇报，而后说道:“平均下来每个县有720辆,但实际上这种分配并不是均匀的，比如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卡车就相对较少，边远暂未通公路的地区不说,个别县全县加一起都凑不起一百辆。”

    一辆卡车，售价一万多块，一百辆就是一百余万，这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县来说可不是一笔小钱,晓平的话还是说得保留了，在西南和西北的一些贫困县别说一百辆,五十辆都凑不齐,动输还在靠人力和牲畜,而经济发达的地方卡车则是其的几十倍。

    晓平同志继续说道:“今年全国卡车计划生产辆要减产，削减到12万辆，而实际情况却是许多地方的动输车分明是不够的。”

    这个事情总理是知道的,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做出了减产的指示,至于原因自然很简单，市场‘饱和’了，但事实真的饱和了吗?当然不是了，现下全国物流主要靠陆运，南来北往运输的货物那么多，卡车根本不够用，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投入太大,很多地方承担不起。

    晓平的话让总理三人皆陷入沉默,生产量过多就减产，而后精减人员,这都是常规操作,那些减下来的工人要么在城市自谋生路,要么回去农村继续种田，等到哪天再次扩产，又将他们再招回来,如此反复,导致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生产稳定性也就难以保障了。

    “不减产也不行啊，生产出来又卖不掉。”总理叹息着说道。

    晓平说道:“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庆州，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说说看。”

    “同安市采用的就是公私运输结合的方式，既有国营运输公司，也有私营运输公司,而且个人买车也可以跑运输,几乎不作限制,只要能买卡车,申请到营运证，就可以进行货物运输。”

    “目前同安市有公私营运输卡车3200余辆,不仅解决了发地运输,而且还为其它地方提供运输服务。”晓平说道:“所以我的想法是,能否借鉴这种模式,在全国搞物流运输公司。”

    陈芸说道:“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有物流运输,还要有仓库吧,要搞全国物流运输,不敢想象这得需要多少钱。”

    晓平点头道:“确实不是一笔小花费。就这个问题,我在安徽时与华昌的方叶同志进行了交谈，他认为可以在全国物资比较集中的东北、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建物流运输公司，先解决运输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然后再往其它地区扩展。”

    陈芸还是摇起头来:“投资太大了,而且效益如何也不敢保证。”

    总理沉吟片刻,向晓平问道:“方叶同志有没有搞这个物资运输公司的想法?”“这个事情我问过,他说华昌是搞高新技术的，跨界搞物流运输,不仅投资成本大,而且回报时间长，因此兴趣不是很大。”晓平说道。

    总理说道:“但是若扩大全国国营运输公司规模,问题依旧解决不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的投资很大，国营运输业又一家独大，由于缺乏必要竞争，服务质量可想而知,这个事情从国营商店的服务水平就能看出来。”

    总理并没有开玩笑,时下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国营商店、供销社里，可是挂着‘禁止打骂顾客’牌子的,没错这种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现下依旧发生了，以前这种事总理并不知道,但后来他从方叶口中多次听到这件事，只到现在方叶讲过的那些都成了现实。

    —切的根源在于垄断,现下个体户是可以经营了,但是供销批发公司掌握着分配权,又同是体制内的单位,自然是相互配合的,许多货也只有国营商店有,甚至现下国营商店竞争不过个体商户时,就会被供销社刻意扣货、抬高批发假,而后就是对个体商户群体的疯狂攻击。

    在整个过程之中，个体商户们完全是被压制的一方,没有任何发言权,对于供销批发公司来说,你爱要就要，不要拉倒，卖不掉也不管他们什么事，想扣你货就扣你货,想不给就不给,你能怎么着?敢有怨言，连你个体户登记证和批发证都能给你撕了，你又能怎么着?

    国有经营和私人经营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从实际效果看，个体商户的能量是巨大的,他们的存在极大的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规模,但是中间环节存在的矛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越来越深。

    现下国家着手进行调整，就是要打破过去的蕃蒿,将一部分商品的供销批发，改成个体商可以直接从工厂源头批发,这能进—步促进销售,因此国家这个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可是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物流怎么搞?

    国家扩大物流规模,投资又太大,且仍旧垄断经营，问题短期能可能会得到缓解,但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如果要彻底根除,那么方叶提出的方案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是这么大投资,全国除了国家外,还有谁能搞,且能搞得好?似乎也只有华昌了。

    华昌作为公私合营企业，虽然国家占股为80，但国家只分红,并不会干涉企业自主经营,这使得华昌没有国有企业里的那些弊病,在企业的绩效考核下，干得好就留,干不好就得打铺盖走,行政官僚化和教条主义的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其不是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想到这里,总理跟晓平说道:“晓平同志,你再跟方叶谈—谈，就说国家有这个想法，若华昌愿意投资，国家可以给一些优惠条件或政策。”

    晓平点头道:“行，等他回京了，我亲自找他再谈谈。”总理继续回到正道说道:“关于方案中的五个行业，全部取消计划指标限制,我看步子还是迈得过大了一些。我赞同选择这五个行业作为调整的行业，但是最好再仔细确定一下具体的种类企业，一下子全开的话,我担心到时资源供应紧张的问题会扩得更大。”

    总理的意思是,在这个五个行业中，确定一下具体有哪些生产种类,可取消其计划指标限制，而不是一下子将这五个行业全部放开,这极有可能造成原材料瞬间供应紧张,总理的这个想法还是合理的,步子迈得太大确实容易扯着。

    三部委根据总理的指示重新进行了研究，时间匆匆而过，五一之后,新修改的方案再次提交到了总理手中，这一次没那么热烈了，而是详细到了具体的种类。

    纺织行业，棉纱、棉布、毛线、毛巾、手帕、丝绢,这一类纯棉或纯丝制品的计划指标取消，的确良这类化工纤维由于供应不足暂时不取消;印染方面除需进口彩色染料之外的化工染料不再限制，印染的种类除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图案、文饰外不再限制。

    一般日用化工品，如肥皂、香皂、牙膏、护肤品不再限制,但工业用途化工品仍旧采用计划体制;小五金方面，像合页、门较、锁具、铁钉、铁丝、插销、弹簧等一般用途的不再限制;小饰品行业则全面放开计划限制，由市场自主调节。

    上述解除了计划限制种类的生产企业，其解除种类的生产和销售,实行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企业可根据本企业实际情况，自主选择销售对象。

    新的调整方案经总理审阅后上报政治局讨论,该方案一旦批准实行，则相关生产企业有三个月的适应期，三个月后将会直接面对全国市场，是生是死就看自己了。

    “大浪淘沙,留下是金啊。”菊香书屋里,主席合上报告看向少其和总理说道。

    就见少其微微点头，回道:“这一天总是要到来的,与其将来被外国资本打败最后被收购,还不如让肉烂在锅里,这样市场激烈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未来面对西方资本时的生存能力也会强上不少。”

    总理则说道:“考虑到五个行业全面开放冲击太大，因此我让三部委重新做了调整,选择了一批影响较小,但是对于提高民众日用需求又较为广泛的种类进行调整,即便这个调整失败了，影响也不会太大，大不了就是继续保持在现有状态。”

    主席赞同道:“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一下子猛的将五个行业全解除计划限制，到时生产资源需求跟不上就麻烦了。”他抬手点了点报告又说道:“我没意见，方案再交政治局议一议,若无问题此方案就可批准实行。”

    国务院《关于针对全国部分行业计划性生产体制的调整方案》将在政治局做最后的议定后颁布全国，预计六月份正式开始实施，九月份方案中确定的行业种类生产企业就将面临第一次大考，最终结果如何，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刘主席和总理走出丰泽园，二人打完招呼便各自离开，只是总理没走多远，就看到夜色下一个熟悉的人影正朝着自己走来,待近一看,却是康升,总理没多说什么，二人只是略作驻足交谈两句,便背向而去。

    “主席。”康升走进了屋里。

    “嗯,来了就坐。”主席夹着烟的手稍稍一抬，算是打招呼，但他依旧埋首，盯着《西方哲学死了》这本书看得津津有味。

    康升找了个下首的位置坐得端端正正，只见抬灯下的主席目光一直移到了页底,这才抬起头合上了书。

    主席揉了下眼,靠到了椅子上，沉默的吸了一会烟，突然看向康升问道:“打算将动静搞多大?”康升一丝犹豫都没有，立即回道:“高冈说还要再添一把火。”

    主席回过首看向康升，拿起桌上的香烟续了起来,就见康升说道:“酝酿了一个月，高层里有些同志也赞同了他的观点,认为取消计划经济制度,就是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高冈说,还要将事情扩大一些，他打算将消息传到外面，引起社会上的争论。”

    “另外，江清同志也对取消计划经济制度有些不满。”主席眉头—皱,问道:“怎么跟她扯上关系了，我早就说过，她不要参与这些事情,是谁让她搅和进来的?”“上个月底,不是开了文艺界座谈会嘛,江清同志作为电影界代表参会了，当时高冈便找了机会跟她聊了一些事情,大概是那个时候。”

    主席生气道:“就不能老实一些嘛,计委工作与她有何相干，要管那么宽!”这话康升可不敢接,他双手在大腿上来回摩裟了起来,而主席则偏首有些生气的看向窗外夜空，胸膛起伏,兀自在那里抽着烟。

    沉默无声,康升心中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说道:“后来江清同志找到了我,她跟我说,有人不甘心要下任，要针对主席您,他们已经纠集了起来,正在向您的路线发动疯狂进攻。”

    “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主席问。

    “她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反动集团，有一个头头，有一群打手，这群人私下串联纠集起来,公然反对主席定下的‘计划经济制度’，这是在走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想要继续把持权位，将中国变成资产阶级的天下，还跟我说了高很多好话,又告诫我要坚定住立场，不要被反动势力带偏了。”

    “头发长见识短，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康升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接着又讲道:“就在三＋号，五一招待宴结束后的晚上,高冈秘会了林副主席。第二天,他将消息传给了我,他说林副主席赞同了他发动一场‘倒刘倒邓’的运动,还说他也得到了江清同志的支持,让我到时发起党内舆论攻势，他负责外围。”

    “他们要怎么搞?”“舆论先从外围的学生群体中发起,在北大、青华两所学校里找一些写手贴大字报，先将舆论声势搞起来,直指刘邓，等到火候差不多了，我再上场，发起党内舆论攻势，内外同时夹击，最后就算不能直接将刘拉下马,明年换届时，刘想连任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他们的想法是,这一次的目标,争取先将邓拉下来，将他的新发委反动罪名坐实，另外就是新发委的第一写手王岩，说这个人危害很大，一定要打掉。”

    “而后,高先去拉拢了陆丁益同志,陆同志没有理睬;后来又去找了现任中宣部长陶著同志,又想拉拢他,陶同志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他也没拉拢成,于是便打听王岩的真实身份，陶同志直接哼了一声,说他不清楚,高冈气呼呼的跑来跟我抱怨,说将来一定要给他好果子吃。”

    主席抽出烟，给康升丢了一颗,自己也续了起来，说道:“他们要搞，就让他们搞，看看他们能搞多大。”

    “那，我这边。”康升有些纠结的说道:“他们要我也出手，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会引起很大的动荡。”

    “人家想搞个大的，你康升能不能阻止?”主席问。

    康升一愣，随即明白了过来,他赶忙回道:“我明白了主席，他们这是居心叵测,是要抢班夺权。”

    “你明白就好，至于这些人,就随他们去，必要的时候你看着办就行。”

    “是，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看着办!”康升回道。

    时下的场景确实很奇怪,在新一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刘主席通报了总理递交的计划经济的调整方案，但这个方案拿出来后，会场却是鸦雀无声,既没人说支持,也没人反对，哪怕与会的高冈同样保持了沉默。

    一直到了最后决策环节,高冈才问道:‘计划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做出这样的调整是不是不大合适。’终于有人开了腔，总理率先站出来向他及与会同志进行了解释,总理讲述了现在经济体制下，国内连续重复出现的供需短缺及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而中央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所以才做出适应需要的调整。

    高冈随即又说道:‘这种连计划制度都取消的行为,用调整是不恰当的,应当用改革较为准确。’总理没再作声,而主持会议的刘主席站了出来，他对高冈说:‘改革是整体的，调整是局部的，计划经济制度并没有全部改变，只是在局部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其调整部分的资源供给依旧是按计划方式来配置。’高冈则直接顶了上来连说带问道:‘这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今天给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制度扎个孔,明天又扎一个孔,是调整还是在改变制度路线?’这话一出来可是不得了，一时间议论纷纷,支持高冈的人也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合适的，表面上看是在调整，实际就是在破坏制度,其中有一位铁杆更是逼问刘主席:‘这是不是在搞修正主义。’对于这种言论,晓平直接忍不住了,出来给予了批驳，事情从议论开始,很快就演变成了针锋相对，刘主席环视会场，似乎有一种径渭分明的感觉。

    第一天的讨论，草草收场;接着第二天讨论继续,这次反对之声更大了，但刘主席仍旧顶住压力，坚决回击，最终在一片争论与质疑声中，通过了‘方案’。

    但这也意味着一场风爆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