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争（(三)

    四月中下旬，广州小岛招待所，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召开，这次会议原本的历史是，是一场针对农村工作的会议，不过主席决定将会议的内容进行扩大，不仅要解决农村公社分配等的问题,还要解决城市过快过扩张等问题。

    这次会议,其实是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公社化的一次大调查、大总结,自公社化开始以后,第二年即发生了全国性的自然灾害，这场灾害一直持续了两年,好在国家提前应对，加大了粮食储备，灾害总体上较为平稳的度过了，这也使得历史上，到了一九六一年,两年积累数千万的灾民潮并没有大范围出现。

    大规模连片灾情的出现,国家动用了储备粮库，又从国外大量购买了粮食,成功度过了灾荒,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公社化过程中各地出现的许多奇奇怪怪的情况。

    个别地区，国家将粮食发了下去，原本是用于赈灾的,但是地区的领导出于对灾情的重视过度,盲目追求备荒粮指标，虚报粮食增收,加大粮食征收，造成粮食被大量囤积,还将赈灾粮储备起来，变成了所谓的‘备荒粮’，而大灾年备荒，其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也导致了这些地区出现了少量居民饿死的情形。

    这其中河南兴阳地区，就发生了这种情形,信阳地委书记路先文,再接受到国家两千万斤赈灾粮后,将其中的一千五百万斤粮食给存了起来变成了备荒粮，要求地方不到万不得己不得动用,还说这是政治要求，这使得信阳地区在六零年这个大灾年，明明有粮食用，灾民却得不到粮食。

    少部分饿极了的老百姓,开始逃荒,面对这一情况，兴阳地委不仅没有迅速调整,发放备荒粮反而要求加大备荒，为了备荒而备荒岛，造成了逃荒潮，而兴阳地委却认为，这些老百姓不识国家大局,私自逃荒,于是要求地区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展开封困，禁止农民逃荒。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兴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达到667人。

    就在农民大量饿死或外逃之时,地委书记路先文还在叱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路先文的这一决定，导致兴阳地区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灾民地，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区，其它地区只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略有上扬，而像华东大多数地区，也只是零星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唯独河南一地,特别是兴阳地区，出现了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根据统计，五九、六零、两年，兴阳地区大约有十数十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兴阳地委却隐瞒真实情况不报，这使得到了六一年,全国其它地区灾情基本平稳了，而兴阳地区的灾民潮却并没有结束。

    兴阳地区的老百姓没有了活路，一部分逃出去的灾民,到北京告了御状，这才将兴阳地区的盖子给揭了开来，一时间中央震动。

    —九六零年十月，中央调查组到了兴阳，看到的景象,将调查组一行人都惊呆了，兴阳地区的老百姓看着满粮库的粮食，却只能吃树皮、草根、观音土,大量的饥民组成的民兵，把持着村口不许老百姓逃荒。

    调查组长王从吾看到了惨绝人的一幕,气得他当着路先文的面,直接拍起了桌子，只到这时,路先文才下令要求地方上的粮库放粮赈灾。

    报告上报到中央以后，主席作出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省委书记吴之仆降职另调他地,作为地委书记的路先文被双开，随即被正式批捕。

    随后根据主席发出‘为警示全国官员杜绝官僚主义，应从重从快处理,以儆效尤’的指示,—九六一年三月,路先文的行为,被正式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随即在兴阳经公审后，处以公开枪决以平息民愤。

    路先文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因为行政重大不作为被枪决的官员，经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之后，引得全国震动。

    而主席率领的三个调查组,到了浙江、广东、湖南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也同样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就是公社内部平均主义的问题，管理区(生产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管理区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

    过度的平均主义，使得公社社员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一年做多少工要管，分多少粮食要管，种植什么要管，就是社员的副业同样要管,并不是想搞什么就搞什么,而且搞出来的东西同样也不属于自己，需要进行平均分配。

    这一次的中央工作会议，要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解决这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随着会议的持续讨论，最终形成了‘六十条草案’。

    这个草案，对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进行说明;成立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让广大社员能够发出声音，不再出现兴阳地区那样荒诞的事情,同时成立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和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允许家庭副业,并且正式做出了规定,家庭副业由社员自由经营,收入归家庭,不得进行分配等等。

    如果说与历史上改动最大的,就是这一条了,家庭副业成为了现下，农民唯一能够自由经营和获得额外收益的渠道,过去像自留地的生产，也并不是农民自己说了算,还需要根据公社的需要,留下伺料地或者根据规定种植如棉花、玉米等作物,而现在农民终于可以自由经营了。

    为了增加农民额外收益,保证农民的生产生活得以改善，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新规定了新的核算制度,过去农民自留地的产出，用以抵工分或者公社、生产队以超低价征购,而现在变成了购买制度,上级管理委员会，可以提前向农民发出种植采购需求,收获以后再进行购买，因此这是一条在现有条件下极大的善政。

    建国以来,农民的生产生活平稳了一段时间,但自公社化推广以来,又陆续出现了反弹，一些农民在公社的两个‘绝对平均主义’下,开始出现赤贫现象，广大农民期望的美好生活也因此没能出现,反而如一些农民所说的那样‘还不如解放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所形成的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国家需要发展工业，这是一方面;其次随着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工人和消费人群,于是城市得到了扩张,而城市又不进行农业生产,大量人口加大了粮食的供需压力又是另一方面;最后便是国家整体经济制度的要求。

    国家经济制度现阶段动不了，这是国家的长远大局,但是给予农民一定解绑是可以做到的,而农民唯一能够自由生产的自留地,成为了改革对象，给农民解绑，这算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随着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出台，城市的问题也到了解决的时候了,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来,国家为了‘大办工业’，大力招收工人,使得职工人数从2450余万，增加到了一九五八年的4531余万,增数2081万;然而这还没有结束,到了一九六零年八月，又增加到了5100万。

    与此同时,城镇人口也从一九五七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了一九六零年底的13亿,吃商品粮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比由15，上升到了20，而这个巨大的数字背后，都是由全国五亿多农民再承担，也即五个农民产出的粮食，就需要供养一个城市人,农民其实早已不堪重负。

    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同样是巨量的,没有粮食怎么办?征粮!于是，—九五九和一九六零两年,国家为保证城市居民需要,在全国大规模自然灾情的情况下，依旧开始了加大对受灾较轻地区农民的征粮,这也是导致三年自然灾害加重的其中一个重大因素。

    方叶所在的同安县，由于受到的灾害较小,也成为了主要征粮地，一九五九年前，人均口粮为450斤，牲畜粮600斤一年，随着灾害的到来,国家需要大量的粮食，因此加大了对县里的征粮,于是同安县人均口粮下降到了365斤，牲畜粮下降到了二百斤,家庭大规模养殖是不可能了,所以县里不得不将发展起来的养殖业全部摧毁,家庭和养殖厂里的家禽、牲畜全数宰杀以节约粮食，供应国家需要。

    方叶的出现,自然使得历史出现了改变，国家提前储备，又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不过这些粮食中，优先保障城市供应，因此相比往年，广大农民的口粮还是非常紧张的,许多地区其实也就保持在饿不死的状态。

    可是这种临时性的政策无法保障国家长久对粮食的供需关系，毕竟生产总量是相对恒定的,城市人口增多，农民人口减少，农业生产力又没跟上来,那么城市人每多增加一人,农民的压力就大一分,而且到城市里的新生人口就业的问题又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又要怎么办?

    于是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将在一九六零年底13亿人口的基数上,于三年内减少两千万以上城镇人口,并且要求在一九六一年本年度就要减少一千万人，减少粮食三十至四十亿斤。

    减少下来的人口去哪里?自然是农村，知识青年下乡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些人依旧需要吃粮食,他们又去哪里吃?自然是去农村吃。

    人口不可能凭空增加或减少，所以这个政策的调整，只不过是将国家层面的供需矛盾和压力，分散到了地方上,最终到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一级,从吃国家粮到吃农民粮,而所消耗的粮食总量本质上是不变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客观上确实给农村带来了活力，也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效果,更是锻炼了一代人，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比如广大农村地区，知识分子严重不足，许多学校里连老师都急缺，而知识青年的到来,让农民的孩子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视野，但农民需要付出口粮的代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是，从事情的根因出发，人们也应当从其中看到，当初的‘上山下乡’无论口号喊得多么伟大，本质上还是因为国家内外部压力,如人口大规模增长、工业过快扩张与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匹配、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等因素,最终形成了国家鼓励知识青年下乡的决策。

    一句话说到底:‘没粮食吃，国家养不起!’农业生产最终还是需要粮种,方叶带过来的新粮种，在全国示范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国家原本是准备在主产区全面推广的,然而连续的天灾打断了这一进程，因此一九六一年，新粮种的全国推广正式提上了日程。

    国家计划用两年时间,全面在稻谷主产区改种方叶带来的新粮种,同时新的麦种也会向全国推广，争取在三年之内,于全国全面采用新粮种种植，以期提高粮食产量。

    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粮种是一方面，化肥、农业与农业生产机械也必不可少,国家需要加大化肥生产，刚好今年化学家侯德榜发明出了新型的氨联产碳酸氢铵技术，氮肥生产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国家决定全面加大化肥工业的生产与相关技术的引进工作，争取到1965年,将现有15万吨化肥产量,提搞到三百万吨，比历史上的103万吨,翻两倍,并彻底解决合成氨、氮的大规模制备问题,为此国家准备了大批的外汇,作为技术引进之用。

    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也提上了日程,由于国家现在的石油产量足够用,而且因为工业规模较小的原因,开采出来的石油多到了需要出口换汇,农机可以全面普及了,拖拉机、收割机、脚踏、电动脱粒机、采棉机、小型发电机等,这些都需要加大生产,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而农业现代化生产工具的普及,会释放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这批人就可以组织起来,进行水利、交通、养殖等的全面建设,这将会带来一个整体性的变化。

    这一次的中央工作会议，除了作出上述的决策之外,还对全国工商业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国家认为如果单纯的减少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其压力还是要全部压到农民身上，这让原本得到一定程度解绑的农民,又增加了新的负担，一来一回，等于白忙活,这样子是不行的。

    因此，国家做出了工商业的新决策,全国正式废除‘禁止个体户’的决定,城市中的无业人员、农民自留地的剩余产出，可以到城市进行交易，这样—来不仅可以继续扩大农民的收益，而且也给城市就业压力的减缓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一点向好的变化，至少人们多了一个选择,而这也是一条善政。

    多管齐下，虽然大的方向没有因此全面改革,但历史也由此走上了另一条轨道,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在现有保障全国工业建设的条件下,给人们多一些选择,多一条生路，哪怕这个改变看似非常小,但是到了人民个体身上,这种变化则是巨大的。

    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七地的个体户示范已经过去两年多,取得了极其良好的效果,虽然时代之下，物资供应还是比较缺乏,但是这种社会毛细血管的存在对于调节整个市场是有着巨大作用的,至少在这个国营掌握一切的时代，个体户的经营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有市场就有供需,有供需就有生产，同安县的小商品为何能卖得火爆，除了国家这类物什确实因为大工业生产造成计划不充分的因素外,这些个体户的存在,则推动了商品的进—步销售,满足了国营商店之外的新销售途径，为国家增加了更多的财赋。

    当然,废除个体户也不是完全没有声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有同志认为，一旦个体户起来了,会抢国营商店的生意，等于是在培养资本家与国家抢钱,这种对经济发展和逻辑一无所知的言论,受到了不少同志的声援,不过却是被陈芸给抨击了。

    个体户不是不征税,注册登记需要收费，而其发展到一定销售规模之后，则需要纳税，另外就是仿同安示范县例，个体户是不能直接到国家工厂进行采购的,他们需要到当地的供销公司进货，然后按照一定的价格幅度,向市场进行销售，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的供销公司等于多了无数的销售员，而且这些人还不需要国家直接供养。

    陈芸拿出了上海一地的商品财政税收数据在大会上进行了展示,在实行个体户前,上海的国营商店年增长缓慢,但是自1958年以来,仅上海一地，新成立的国营供销公司年税收就相当于全市国营商店总税收的近两倍，而国营商店由于实行的平价,所售商品价格比个体户要低一些，但其利润依旧在增长，并没有出现下降的情况，而全国的七个试验地基本如此。

    上干货是最快让人闭嘴的办法，所以当陈芸拿出数据说话之后，之前反对的声音便消失了，就此废除‘禁止个体户’的决策顺利通过，个体户被禁止整整十年之后，终于重新全面登上了全国的舞台。

    相比较历史上的会议,这次工作会议的一系列决策更加合理且全面,农、商业都在向好发展,而工业的规划也同样做出了调整,国家过去对于工业的大力投入,现在需要进行一些修订,开始划出大量资源和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上来,这也是两年自然灾害给予国家的教训。

    会议总体上非常成功，不过最后一日的检讨会议,却一改之前实事求是的精神,六零年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而这—年刚好是曾席圣负责农村工作,因此他成为了大会的批斗对象。

    相比之前,与会的没有小马仔,都是一众大人物，所以说出来的话,也相当的有份量，而第一个跳出来的人就是高冈，他将之前北京会议上对曾席圣所批斗的问题,重新翻了出来,指责在农业工作战线上,存在问题,而且认为这不是一点错误，是严重的错误。

    他说:‘个别同志,不走毛主席的路线，有小心思，—心想着搞单干，反对公社化,这样的同志混进了党内的高层,还负责中央农村工作的统筹,这是造成六零年农业战线出现重大问题的最大原因。’会上高冈批判道:“…中央内部隐藏着，一个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全国公社化’方针的资产阶级阴谋集团!”刘主席、总理、陈芸、李富椿等同志,全都不敢吭声，而康升则也站了出来,说道:“有没有这么一个集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负责农村工作部的邓子辉同志,直到这次的工作公议上,还在坚持搞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公社化!这是一定的!”“这样的人长期站在农村工作的一把手位置上,这是对党、对国家农业建设的破坏，过去这种行为受到了同志们的批判，现在他还在坚持,还在反对毛主席,是谁给他这个胆子呢?我看这个问题可以好好查—查!”邓子恢对于主席‘公社化’的主张，一直是反对的，但是几年以来，主席除了让他靠边之外，其实连他的农村工作部长都没有撤掉，主席还是能够接受反对意见的，毕竟公社化这种事之前没搞过，效果如何也不一定，但现在有人公开摆到了台面上，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处理了。

    批判是激烈的,如果说高冈还只是引子，那么以康升的身份站了出来,那意味就完全不同了，他是人大副委员长，这个级别非常之高,而他还是主席理论小组的组长，主席文集出版社的社长，这些身份的加持,意味不言自明。

    随着康升站了出来,与会的一些同志,自然是懂得的,于是一场大批判开始了，有的没的,了解的不了解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指责曾席圣农业战线工作不力，邓子辉是‘大反贼’，他们二人是‘曾邓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帽子很快就整齐了。

    各省的一把手，不少同志火力全开，恨不能将‘此二贼’打入十八层地狱,坐实二人的‘罪名’，看着批成一团的现场，主席只是静静的听着，一直到‘曾邓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的称呼，他终于坐不住了。q　q　书群7408　171　5　0主席夹着烟的手,举到空中点了点,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就见他说道:“过去两年农村工作的问题,是中央在规划上偏重工业,对于农业规划不足导致的,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

    “关于‘曾邓’两位同志,是不是反革命集团，我看这个问题是要好好的聊一聊。”主席吸了一口烟，弹着烟灰说道:“你们批判曾席圣同志,说他农业战线工作不力,他才到中央一年，你们这个话，我是不认可的。”

    随着主席的开口,瞬间会场无比的安静了起来,而后主席又看向会场说道:“关于邓子辉的问题,我看是个人思想的问题,没有必要上升到反革命集团上来，如果反对我就是反革命,那以后谁还敢提议建?我们不要这样说，以后也不要这样做。”

    康升和高冈二人也懵了，之前主席不是允许他们批斗的吗?怎么今天真的开始批了，又突然出现了变化,难道风向变了?其实变没变，很快就有结果了。

    会议结束的当晚，曾席圣被召到了主席的招待所房间，主席让曾席圣坐下，他却是不敢坐,而是向主席说道:“我有错误，请主席批评。”

    主席又挥了挥手说道:“坐下说话。”

    曾席圣这才坐下，但上身挺得笔直,就见主席说道:“当初让你来中央，就是因为你在安徽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这个位置我原本是想让你长期坐下去的。”

    曾席圣听此，心里咯噔一下，随即反应了过来说道:“主席，我请辞副总理一职,我还需要学习，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想。”

    主席笑了笑,却是没有回答,而是不知意味的说道:“有些人啦，打下了江山后,想的就是往上爬,为了爬上来，为了掌握更多的权力,就开始四面出击…，这才让你承担了不必要的批判,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对不起你的,你要能理解。”

    曾席圣瞬间明白了，他并没有失去主席的信任,而是主席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这是要做什么?对了，欲擒故纵!懂了，都懂了。

    曾席圣红着眼眶说道:“我想下一线去学习改造,请主席指示!”就见主席呵呵一笑说道:“你这样的农业专家，下什么一线，大材小用。我打算让你去陕西,高冈那边的位置空出来了。”

    曾席圣却是没有回答,主席朝他看了看说道:“怎么不愿意?”曾席圣只好说道:“是，听从中央的安排。”

    呼!~主席沉重的呼了口气,吸了两口烟,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既然你不情愿去陕西,那就去四川，李井泉同志在四川待了这么多年，也到了动一动的时候。”

    曾席圣刚被高冈攻击，现在又去接他的工作,到时还不知道会被下什么暗桩,何况那边都是高的人,他过去干什么，到时处处掣肘什么都干不成也说不定，而现在主席给他调换到了四川，他自然是满口就答应了下来。

    离开前,主席握着他的手，再次说道:“让你受了委屈，到了四川那边,你放手干,不会再有人针对你,这个事情我还是说得上话的。”

    “是，请主席放心，我到了那边，一定t好好t作”主席笑道:“那就这样，不远送了。”

    曾席圣出了主席的住所，他这一个多月来,心里的郁结顿时消散一空,他抬头望向了广州天空,那满天的星辰,是如此璀璨,见此,他呵呵一笑,而后快步朝着不远处的招待所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