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依带着柳寅回到伦敦的时候，又是一个雨天。

    这城市像是永远不会晴。灰的天，灰的楼，灰的水汽从泰晤士河上升起来，把一切都罩在一层薄纱里。

    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在雨中行驶着，司机穿深灰制服，室外的雨淋不进舒适温暖的车厢里。

    柳寅的脸贴着车窗玻璃，看外面陌生又熟悉的街景一格一格往后退。

    柳寅安静了片刻，手指在起了雾的车窗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鸽子。

    “这里还是看起来好旧，”她说，“天好灰。”

    “伦敦就是这样的。”柳依说。

    elliot在旁边安抚的捏了捏她的手，他把她整个人都搂进怀里。

    柳依依旧讨厌这座城市。

    讨厌它的天气，它的气味，它每一个转角里藏着的记忆。

    但她在离开这里八年之后，又带着她的女儿和丈夫重新回到了这里，这个潮湿发霉的城市。

    人总是会回到自己最想逃离的地方，不是因为原谅了什么，而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具尸体在等她告别。

    殡仪馆在东区一栋维多利亚式的老建筑里，灰砖墙上爬满了枯藤，铁门上的油漆剥落了半边，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皮。柳依牵着柳寅的手走进去，高跟鞋敲在旧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空荡荡的回响。

    柳月珍拿着elliot给的“聘礼”早就换上了大房子，一个人居住，但她的身份证明还是在东区，所以她死后也被警方送往东区殡仪馆。

    ——这里承载了她大半的人生，她在搬离这里的时候大概没想过死后会重新造访，就像柳依从没想过重新回到伦敦是这样的光景。

    elliot站在她身后，一只手撑着一把巨大的黑伞，另一只手揽着她的肩膀。他的西装是深灰色的，领带是黑色的，鬓角的银白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显得格外触目。

    柳衍站在走廊尽头等她们。

    她穿一件黑色长大衣，头发挽在脑后，脸上没有化妆，两颊微微凹进去，颧骨比上次见面更高了。她比柳依大四岁，但看起来像大了十年。

    “妈妈在里面的房间，”柳衍说，“警方说今日是最后一面，调查结束之前不能下葬。”她的语气公事公办，像在汇报工作。

    但柳依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发抖。

    elliot收起了伞。柳寅跟在他们身后，安静地走进那条走廊。

    走廊很长，灯光昏暗，壁纸是几十年前的花样，泛着黄，边角卷起来。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混着旧木头的气味，有一点像柳依小时候住的那栋楼的楼道。

    她忽然想起很多事。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你以为自己已经把过去封存得很好了，打包，装箱，塞进阁楼最深处，锁上门，把钥匙扔进泰晤士河。

    但只需要一种气味，一种光线，一个转角，所有的箱子就会全部炸开，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砸在你脸上，躲不掉。

    房间里很冷。不是温度的问题，是一种更深的、属于死亡本身的凉意。墙上的日光灯管发出惨白的光，照在米白色的瓷砖上，照在每个人脸上，把所有人的血色都洗掉了一层。柳月珍躺在中间的金属台面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布很薄，遮住了她的脸，遮不住她身体的轮廓——一个瘦小的、干瘪的轮廓。

    柳依站在门口，没有走过去。

    她忽然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

    她想起的第一个画面，是母亲在厨房里剥豌豆。

    那是她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她坐在一张矮矮的小板凳上，姐姐在上课外辅导班，面前放着一只搪瓷盆，盆里是还没剥的豆荚。

    母亲站在灶台前炒菜，背对着她，围裙系得很紧，腰身被勒成细细的一截。厨房里很热，油烟很大，窗玻璃上蒙着一层永远擦不干净的油垢。

    母亲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

    “依依，你知不知道，我本来没打算生你。”

    柳依的小手停住了。

    一颗豆荚裂开在她掌心里，三颗圆滚滚的豌豆滚到地上，弹了两下，滚进了橱柜底下的缝里。

    她趴下去捡，脸贴着冰凉的地砖，手指够不到，只能看到那三颗豆子在黑暗里泛着微微的绿光。

    她趴在那个位置，可以看到母亲穿着拖鞋的脚，和灶台底下积着的灰。

    她想问为什么。

    但她没有问。

    她从小就不会问为什么。她把剩下的豆子一颗一颗剥完，剥得干干净净，一粒都没有掉。

    她以为这样有用。

    母亲没有回头。

    柳依记不得母亲有没有抱过自己，在她整个人生的记忆里，母亲似乎只抱过她两次。

    第一次是她五六岁的时候，发烧烧到四十度，母亲抱着她在雨里等出租车。她烧得迷迷糊糊，只记得母亲身上有一种很廉价的洗衣皂的气味。

    不好闻。但她记住了那个气味。

    后来她每次闻到那种洗衣皂的味道，都会觉得额头微微发烫。

    第二次是母亲知道她怀孕了，她用一种很幽深的目光看着她，她本能的感到害怕。

    柳依想，要是母亲那时候叫她把孩子打掉她也会毫不犹豫的打掉。

    可是她没有。她只是问，这个孩子是不是罗迪的，那个罗迪·德莱文。

    她已经想不起当时的记忆了，只记得她浑身发冷，像坠入无边的深海里面，连血液也冻结成冰。

    她第二次抱了她，她说，

    “做的很好，柳依。”

    柳依还记得自己当时在她的怀里发抖，她哭都哭不出来，只有天旋地转的晕眩和绝望，她甚至不敢去细想她夸她什么做的好。

    在她和elliot婚礼结束后，她塞给柳依一个红包，她上了车才打开那个红包。

    里面是一只金镯子，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很潦草，像是写了又涂掉好几遍才定下来——“你的八字，先生说，是贵命。”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贵过。

    柳依是被算命先生救下来的。

    这件事她从小就隐约知道。

    她的出生只是因为柳月珍在酒吧里遇到的一个俊美的陌生人。

    一夜情。

    母亲那时压力太大，去酒吧喝了几杯，然后和一个陌生俊美的男人度过了她人生中的一个放纵的夜晚。

    柳依能想象母亲在发现自己怀孕时的心情——不是惊喜，不是犹豫，是一种冰冷的的愤怒。

    母亲立刻决定拿掉她。

    但那时母亲太忙了，她一个人打三份工，要给柳衍交钢琴课的学费，要给家里寄钱，要应付房东的催租。

    等她终于抽出时间去诊所的时候，医生说来不及了。

    怀孕已经超过六个月，在英国，这个周数已经不能做堕胎手术了。

    母亲只能捏着鼻子把她生下来。

    生下来之后，母亲决定送她去领养。

    都已经联系好了，一个住在伯明翰的华人妇夫，结婚八年没有孩子，她们渴望一个健康的孩子。

    母亲甚至买好了去伯明翰的火车票，把柳依放在一个竹篮子里，盖了一条毛巾。

    但在出发前一夜，母亲忽然改变了主意。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只是母亲平常最信的一个算命小姐，突然上门告诉母亲她的福报来了，让她把握住。

    她问柳月珍要了柳依的八字，她的手指在桌面上掐着算，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念什么咒语。过了很久，她睁开眼睛。

    她的脸色变了。

    不是那种夸张的、戏剧性的变脸，而是一种很细微的、但确实存在的变色——她的眉头动了一下，嘴角抿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道柳月珍没有读懂的光。

    “这个孩子，”她说，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不能送走。”

    “为什么。”

    “她的命，”她顿了顿，“贵得很，但不是那种富贵。这种贵，是……”她似乎在找一个合适的词，最后放弃了，只是说，“你留着她，好好养，不要苛待她，她就是你的福德。”

    然后她闭上了嘴，不再多解释一个字，连算金都没有收全，只拿了一半，像是怕沾上什么东西。

    柳月珍把柳依从篮子里抱了出来。

    她没有流露出任何慈爱或不舍的表情，只是把孩子放在床上，转过身去厨房做饭了。柳依就这么被留了下来。

    后来她长大了一些，开始明白一些事情。

    比如母亲从来不牵她的手，过马路的时候让她自己跟在后面，走丢了也不会回头找。比如母亲会给柳衍买新书包，而她的书包是柳衍用旧了淘汰下来的，背带断了用别针别上。

    比如母亲会在柳衍考了好成绩的时候炖一锅排骨汤，而她考了第一名回家的时候母亲只是嗯了一声，说继续保持。

    比如母亲会在柳衍生日的时候订蛋糕，而她的生日有时候会忘记，有时候不会，忘记的时候母亲会说抱歉下次补上，然后下次继续忘。

    母亲没有虐待她。

    她从来没有少过一顿饭，没有缺过一件冬衣。只是给柳衍的太多了，多到显得给她的太少。像一个分蛋糕的人，明明盘子里还有半块，但全部给了大女儿，然后对小女儿说抱歉，没有蛋糕了。

    她记得自己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亲子日。

    她提前三周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好。

    那天她站在教室门口等了很久，把校服的领子整了又整，把座位上的名牌摆了又摆。母亲没有来。后来她才知道，那天柳衍有一个钢琴比赛，母亲去了那场钢琴比赛。柳衍拿了第二名，母亲很高兴，带柳衍去吃了牛排，也把牛排打包回去给柳依吃了。

    柳依什么也没有说。她把那张亲子日的通知单从书包里拿出来，对折，再对折，折成很小的一块，扔进了垃圾桶。

    她只是默默劝自己该习惯了，至少还有牛排吃。

    十六岁那年，她遇到了罗迪。

    浪子罗迪。

    他骑一辆黑色的机车，皮夹克旧得发亮，头发被海风吹得乱七八糟，笑起来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像加勒比海最浅处的那种绿。

    他在一个派对上看到她缩在角落里，走过来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站在角落里。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拉起她的手，把她拽到舞池中央。没有人应该站在角落里，他说。

    那是她人生中第一个不把她放在角落里的人。